1900年，国际监狱大会在圣彼得堡举行。地球上最大的狱卒、全俄罗斯的沙皇、西伯利亚这座巨大冰牢的看守，主持了大会开幕。大公们和俄罗斯上流社会的其他显贵纷纷出席。大会举行了盛大的晚宴和招待会。在一次会议上，一位身着晚礼服的法国社会学家宣读了一篇关于屡教不改者的论文。文章辞藻无懈可击，光彩夺目。“这类罪犯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没有任何改造的可能。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用这样或那样的办法，使他们不再危害他人。”
最后一个字音落下时，人们看见一个娇小的身影正走向讲台。她请求主席允许她发言，随后用银铃般的声音，以法语说道：“先生们，有一种力量可以改变每一个罪犯，甚至是那些人们所谓屡教不改的人。这就是上帝的力量。法律和制度无法改变哪怕一个罪犯的心，但上帝能够。我深信，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囚犯的灵魂和他们的属灵生命。”
大会响起了掌声。这是社会问题大会不常听到的信息。
这位突然现身的人物是玛蒂尔德·韦雷小姐，事实上她是韦雷女男爵，只是她似乎从不在意自己的头衔。她有一个更为独特的称号：“监狱天使”。
她的父亲是芬兰瓦萨省的省长。她最初对囚犯产生兴趣，是因为看见一些在省长宅邸及庭院里做修缮工作的囚犯；他们被看守押着，神情阴郁。后来，还是小女孩的她偶然看见铁匠把烧红的镣铐焊接在一群囚犯身上。此后，父亲送给她作生日礼物、摆在卧室里的漂亮家具便再也不能令她满足了。那些家具是囚犯制作的。
她在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世界中长大，接受了悉心的教育，受过斯堪的纳维亚学校良好的培养，而且是一位有天赋的音乐家。一天晚上，她原计划陪父亲参加一场社交活动，却转而去参加一场由平信徒讲道的奋兴布道会。讲道者的经文是《约翰福音》3:16，玛蒂尔德·韦雷听了这金句便作出回应，正如此前成千上万的人所做的那样。这令她的父亲和随行人员感到难堪，但在她心中，哈利路亚的小鸟正在歌唱。几天后，一名囚犯到她家修锁；她与他交谈时，讲述了上帝为她成就的大事。“啊，小姐，”他回答说，“您应该出来把这事告诉我们囚犯。我们太需要了。”她答应去，后来真的去了。之后她又去了。她就此踏上了毕生的事业。
她最终作出决定的过程，得到了非凡的引导。在早期那段日子，她曾答应探访一名囚犯，却决定把这件事推迟，好去作一次急需进行的社交拜访。前一晚，她不知是在异象还是梦境中，看见一个囚犯走进她白色的房间，手脚戴着镣铐，走动时叮当作响。他在房间中央停下，用悲伤的眼神望着她。她听见话语，清晰得令人震惊：“成千上万可怜的、戴着锁链的囚犯，叹息着渴望生命、自由与平安。趁你还有时间，把那位能使他们自由者的话语告诉他们。”
随后，那景象消失了。
她辗转难眠，深感不安，想到自己的年纪尚轻、身体纤弱，也想到监狱工作将带来的重担。最后她打开圣经。她首先看到的是《耶利米书》1:6：“唉，主耶和华啊！看哪，我不会说话，因为我是个孩子。但耶和华对我说：不要说‘我是个孩子’，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你都要说。”她祷告求上帝确认所托付给她的使命。接着映入她眼帘的经文是《以西结书》3:11：“你要去，到被掳的人那里，到你本国的子民那里，向他们说话。”
后来，她被召到首都赫尔辛基。她在街上经过一队用锁链锁在一起的囚犯时，便问自己，为什么不利用闲暇去探访那里的监狱。她前往监狱管理局负责人处，自我介绍是瓦萨省长的女儿，并请求一张许可证，准许她探访芬兰任何一所看守所和监狱。主管问她多大年纪。
“我二十岁。”
“这可算不上年纪大。”
“这个缺点，时间会替我改正。”
她拿到了许可证，主管还说，发证时就认定她不会用太久。“她很快就会觉得，舞厅比监狱内部更适合她。”
她的服事始于图尔库附近的卡科拉监狱，那里关押着四百名被判终身监禁的人。有人请她在耶稣受难日在礼拜堂里向他们讲话。她讲完后，他们都哭了。此后，她日复一日地来到牢房门口探望他们，向他们传道、教导他们，为他们写信，鼓励他们，体恤他们。最绝望、甚至狂躁的囚犯在她面前也会平静下来。一名囚犯描述了她初次出现时给自己带来的感受；那时他正被困在厚厚的监狱墙后，日渐憔悴。“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看见她站在我牢房门口的那一刻。仿佛白昼的光照了进来，仿佛春天带着绿意，来到了冬日的荒凉之中。”
四十年来，韦雷小姐一直服事铁栏之后的男女囚犯。她持有可乘坐芬兰所有国营铁路的政府车票，不仅全面关照在押人员，也照料获释囚犯，以及仍在服刑或已经获释的囚犯的家属。读她生平的种种事迹，会让人觉得这位女子得到了特别的恩赐，去从事她蒙召承担的工作。她的传记作者也有同感；在谈到她天赋的能力、处事圆融、判断力和温柔之后，作者补充道：
“人们一向认为她性情友善，但如今一种全新的情感从她内心涌出，那是对那些受苦之人的炽热同情；从前的她根本无法想象自己会有这样的感受。仿佛神圣之爱的火花点燃了她的心。”
用“崇拜”一词，实在不足以表达她在芬兰囚犯心中的地位。俄罗斯政府在芬兰推行着严酷的镇压政策，一批批囚犯不时从维堡被押往西伯利亚矿场。韦雷小姐总会到场向他们道别，在他们踏上西伯利亚的终身服刑之路时安慰他们。人们可以想象这些心碎流血的人会是何等心境。有一次，他们请求她在最后时刻到来前离开。他们为自己被剪短的头发和流放囚服感到羞耻。然而，最后一个晚上，她穿过监狱院子时，每扇带栅栏的窗户里都向她伸出一只手来；一名囚犯哭着喊道：“再见了，我们祖国最亲爱的女儿，囚犯唯一真正的朋友。”
休假时，她通常会在利沃尼亚的克罗蒙城堡与亲密朋友莉耶文公主共度几个星期。回到家后，她便去住在赫尔辛基一条小巷里的住所；那处住处是她向另一位朋友、芬兰救世军领袖海德薇·哈特曼小姐租来的。在这个家里，她吃的和监狱里的囚犯一样，而他们也知道这一点。她的一生便是如此对照鲜明——出身与最高贵的阶层相连，选择却与最困苦的人相伴。白天，她探访监狱；晚上，她接待其他受困扰、受诱惑而来向她求助的男女。她常常到各地探望那些与她相识多年的出狱者。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热情欢迎她。一位出狱者邀请她到家里做客，自己像狗一样睡在她门前的地板上，好让她不受任何打扰。
她竭尽全力，直到耗尽最后一分力气。每当一夜失眠之后，她觉得有些不情愿开始每日的工作，便鼓励自己说：“今天我又有幸从事天父的事工了。”接着，她一边下楼梯，一边继续说道：“哦，我可怜的身体！你多么疲倦！我们现在又要试着动起来了。到目前为止，每当爱催促你工作时，你都表现得顺从而有耐心。我谢谢你。我知道你不会弃我不顾。”
欧洲近些年发生了太多事情，历史细节在许多人心中变得模糊，以至于人们忘了俄国革命之后芬兰红白两派之间那场可怕的斗争。革命爆发时，俄罗斯士兵冲进卡科拉监狱，放走了囚犯。这些出狱者与革命从社会底层卷起的雅各宾派分子一起掌了权，随后发生了一场恐怖统治，足以媲美1793年的恐怖统治。据说，乡下人被绑在椅子上，舌头被钉在桌上，面前放着面包，然后就被丢在那里活活饿死。白方重掌政权后，则以十足的分量清算旧账。
韦雷小姐的家族关系属于白方；而在她的事业中，她又与红方社会紧密相连，她所服事的监狱中的人便代表着这一社会群体。在这段动荡时期，她客厅的桌上一直放着一个玻璃杯，里面插着两朵花，一红一白。这象征着她与双方的关系。她的家门向红方和白方都敞开。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为死去或被囚禁的亲人而悲伤的人，都来找她寻求建议、体恤和帮助。她常引用《使徒行传》中的话，“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都接待。”大赦期间，她的住处挤满了出狱者，他们成群结队地涌来，从早到晚围着她。红卫兵对她像孩子般尊敬而友善，因此她能为许多本来会遭遇严酷处置的人出面求情。
一天，两名芬兰布尔什维克来到她的公寓，向她要钱。“我有钱，”她回答，“但那是给老人和病人的。”
“可是我们饿了。”
“我也饿了。我的早餐马上就送来，你们可以和我一起吃。”早餐送到时，只有一片面包和一点卷心菜。两人不由得笑了起来，其中一人低声说：“我们肯定是误打误撞闯进了玛蒂尔达·韦雷这里。”
“是的，”她说，“我确实是玛蒂尔达·韦雷。你们看，这份早餐不够大家吃；不过，如果你们晚餐时来，就会有足够的食物，我们还可以商量，像你们这样能干又勤劳的人，怎样才能挣得自己的饭钱。”
他们离开时连声道谢，还把帽子拿在手里。
这里和其他地方一样，饮酒是人们入狱的首要原因；饮酒会引发争吵和谋杀。一天，她在街上遇到一位喝了酒的老囚犯。她问他有没有工作。
“哦，有，我是铺沥青的。”
“报酬好吗？”
“哦，好得很。”
“那你想必把钱存进银行了。”
“当然！我每周都带很多钱去银行。”
“很好。你把钱存在哪家银行？”
“全都进了西涅布吕霍夫银行（赫尔辛基的一家大型酿酒厂）。”
“可是，L-，这实在太令人难过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自制力去做别的，就把钱交给我，我会替你存进真正的银行。”
“不用，谢谢。我自己留着。我习惯喝啤酒，只要还能弄到一滴，就必须喝。”
“‘只要还能弄到一滴。’这句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这吞噬家庭、身体和灵魂、夺人性命的醉人酒水洪流，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止住？”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位终身监禁的囚犯，韦雷小姐曾多次在狱中探望他；他诚恳地渴望摆脱罪恶。有一天，他出其不意地问她：“小姐，您能把胸针借给我吗？”
多年来，她一直戴着一枚银质盾形胸针，上面用芬兰语刻着Anno ja Rauha,意为“恩典与平安”。
“别问我为什么，”他接着说，“只要把它交给我，一小时后我就还给您。”
韦雷小姐一向尽可能顺从囚犯的心愿，于是把胸针交给了他。一小时后，他把胸针还了回来，却没有解释。只是她看得出，他心里有一种平静的满足。
过了一段时间，她再次去探望他。他一言不发地递给她一枚胸针，和她的那枚一模一样，只是看起来像象牙做的。“真漂亮！”她惊叹道，“你从哪里弄到象牙的？真是你做的吗？比原来那枚漂亮多了。”
“它不是象牙，”他回答，“几个月前，我在汤里发现一块骨头，马上就想到要把它做成胸针送给韦雷小姐。它在阳光下晒了很久，好把所有油脂都晒干。后来我照着您的胸针把它做成了同样的形状。”接下来是令人难忘的话：
“给囚犯煮汤的锅里，根本找不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当这是一块老牛骨吧。一名囚犯把它做成了一件珠宝送给您。人们很容易把被判终身监禁的人看成邪恶而毫无价值的东西。但您说过，上帝满有恩慈，能够拯救像我这样坏的人。他爱的阳光能消除我所有的罪，就像日光的力量洗净了这块骨头。耶稣把十字架上的强盗带进了乐园。主凭着怜悯，在他的国度里也为我留了位置；我是个大罪人，却已蒙赦免。”
玛蒂尔达·韦雷临终的话是：“今晚我就要越过边境了。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