祷告抓住神的计划，成为祂旨意与其在地上成就之间的连结。奇妙的事发生了，我们蒙赐为圣灵祷告的管道这一特权。
—Elisabeth Elliot
2001 年 5 月，上帝赐福给我们家一个女婴。这个消息像野火般传开，带来了很多兴奋。“你听说伊凡斯家有女儿了吗？”她唯一的姐姐 14 岁，之前的五个婴儿都是男孩。这样一个特别的婴儿应得一个特别的名字。我们以她祖母的名字给她取名为 Judith Irene，简称 Judy。
出生后的头 24 小时，Judy 几乎不停地发出哼哧声和尖叫声。“她对出生这件事很不满意，”我开玩笑说。那第一天过后，她安顿下来了，进入了正常的婴儿作息，没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大约在 Judy 一岁半的某个早晨，我在客厅做个人静修。她在相连的厨房里，我们听到一种奇怪的声音——有节奏的刮擦—咚。我好奇地看着 Ivan。“那是什么声音？”他挑起眉毛，耸耸肩。当声音继续时，我起身离开摇椅，朝声音来源走去。一种不安的怀疑在我脑后浮现，随着我每走一步而增长。当我进入厨房时，Judy 躺在地上，有节奏地抽搐。我之前从未见过有人发作，但不知为何，我就是知道。她在抽搐！
“我们要打 911 吗？”Ivan 朝电话那边走去。我犹豫了一下。因为 Ivan 是消防员，我们家有紧急无线电监听器。多年来听过无数次呼叫，并知道救护车有时需要一段时间才到达，我并不愿意在家坐等帮手来，而我们的女儿还在抽搐。
“我们把她送去医院。”我不愿意坐在那里等。
Judy 仍在抽搐。Ivan 把她从地上抱起来，把她交给我去拿钥匙。我把 Judy 抱紧，朝门口走去。“把我的鞋子拿来，”我一边匆忙赤脚下台阶向停在下方车道的皮卡跑去，一边朝他喊。Ivan 越过我，替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驾驶座一侧。下那短而陡的坡时，我的脚在晨露中打滑，结果半身滑到了车下，一条腿向前伸出，另一条腿弯曲在身下。刹那间，我以为自己折断了腿，但震惊一两秒后，我站起身，抱起我珍贵的负担，挣扎着上了皮卡。Judy 仍在抽搐，更糟的是，她的呼吸不正常。唾液在她嘴角聚成泡沫。哦，我的孩子！她怎么了？她会死吗？！在这种情况下，脑中能闪过多少念头，真让人惊讶。为什么，哦为什么 Ivan 不开快点？她在喘不过气！我瞥了一眼车速表，指针向右倾斜。哦，他开的很快。我全身心都在祈愿我们能尽快到医院。
我们直接开到医院，Ivan 把车停在急诊入口处。我抱着女儿跳下车，一边朝身后喊让他把鞋子也拿进来，一边奔向急诊门。正好有一位护士绕过拐角，我几乎把我心爱的孩子直接扔进她受惊的怀里。“她在抽搐！”我尖声说。护士看了一眼 Judy，转身拉着我向走廊里快跑。等我们进到房间时，Judy 终于停止了抽搐。她躺在担架上，半昏迷，又发生了第二次较轻的抽搐。
第二次抽搐结束后，事情平静下来，医生下令做一些检查。查看检查结果后，医生认为她经历的是热性惊厥，也就是因体温快速上升或下降引起的惊厥。他说这种情况在婴幼儿中常见，看起来并不严重。他的态度并不太担心。我的母性本能对他的诊断表示怀疑，但我又不是医生，于是我们按他的建议去做。
这就是我们进入癫痫发作世界的起点。几周后她又发作了，然后又一次。我们的父母鼓励我们寻求第二意见。第二位医生决定给 Judy 做核磁共振成像（MRI），尽管第一位医生仍坚持她只是热性惊厥，并不急于做 MRI。几周过去了，他们才把她排进日程。做完 MRI 的第二天，我们接到了医生办公室的电话。两天后安排了与神经外科医生的预约。他们的态度从“不急”变成了“你们必须来，毫无异议”。神经外科医生说 Judy 有一个动静脉畸形（AVM），试图解释那是什么，但大部分信息都像风一样从我脑海中掠过。安排了血管造影（angiogram），并向我们作为父母解释了手术程序和要求，我的脑子一片旋转。当我试图在一次电话中消化所有信息时，我意识到他们正在为可能的手术做准备。
随着我们接受脑电图（寻找癫痫活动的脑扫描）和更多的就诊，我们的祷告也愈发恳切。我们渴望女儿被医治，好让她能过正常的生活。在尝试顺服神的旨意时，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派上了用场。朋友、家人和熟人都为我们代祷。
我们经营一家散装食品店，许多本地非门诺派的人都认识我们。我们与当地教会的一些基督徒成为了好朋友。当他们听到情况后，询问是否可以为 Judy 举行祷告会，按手祈求她得医治。虽然我们所去的教会通常不这样做，我们仍然感激他们的诚意和对上帝的信心，于是答应了。
那天晚上，我们和他们的牧师以及一些认识我们的会友在他们的教会聚集。他们轮流祷告，坚称上帝会医治 Judy，因为他们“知道”医治是祂的旨意。他们特别祈求医生在做血管造影时什么都不要发现。随后他们请我们祷告。虽然不习惯当众出声祷告，尤其是在别人面前，但我们相信上帝能医治我们的孩子，也愿尽我们的本分。我们为上帝的旨意祷告，并表示接受祂所选择的一切。
第二天，我们开了一个半小时的车去麦迪逊儿童医院做血管造影。此项检查的目的是找出引发她癫痫的原因并确定确切位置。做完检查后，我们回家等待结果。
我不愿自己的信心不足阻挡女儿的医治，我知道上帝能医治她，但我又是谁，竟敢告诉祂该怎么做？在挣扎中，我们等待来自医生的消息。
两天后我们接到医生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端的护士告诉我们，血管造影什么也没显示！这让他们颇为困惑。这完全不是他们所料想的，他们不明白为何找不到问题。赞美神！我们为祂所行的奇迹而惊叹。
当我们带 Judy 去见神经外科医生的下一次门诊时，我问他既然血管造影没发现异常，那 Judy 到底是什么问题。他说似乎她的大脑有少量出血，但不用担心。我觉得这是我听过最奇怪的一句话之一。我一直以为脑出血非常严重，不可忽视。但我相当肯定那次发生的事与祷告有关，就把祷告的事告诉了医生。他的回应含糊其辞，我看不出他究竟怎么想。
他们给 Judy 安排了六个月后的复诊和第二次 MRI，我觉得有点奇怪，毕竟他们并不认为她有什么大问题。我并不打算需要那次 MRI 或那次复诊，因为我相信上帝已经医治了她。
那个夏天，我们让她停服癫痫药，她看起来很健康。六个月快到了，我们相信她的问题已经过去了。
然后，在预约 MRI 的前一周，她又发作了。多么震惊！这怎么可能？上帝不是医治她了吗？？这是怎么回事？我感到被背叛了。我唯一能问的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如此情绪的动荡与灵魂的自省！我感到失望并在信心上受了动摇。每当我挣扎时，我总回到对上帝的信靠。纵然周遭动荡万分，我内心深处坚如磐石的真理是：上帝存在，祂的道路远超我的理解。我在对上帝的信仰核心处找到一个安全之所，确信祂知道并为我着想。那计划或许不包括我在有限尘世眼光中所想要发生的事。
如果祂的计划更高呢？如果在我们的医疗旅程中，我们会遇见某个需要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人呢？我们是否愿意以牺牲我们的舒适和更轻松的生活来成为祂的见证？
我们心爱的女儿在三岁半时接受了脑部手术。多年应对癫痫发作、手术和无数检查，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压力，但上帝当时有计划，至今仍有安排，而我们所问的“为什么”也许要等到我们面见祂时才能得以揭示。
那么，上帝总是回应祷告吗？我说是的，祂确实回应。有时祂说“是”，我们得到了所求；有时祂的回答是否定，我们未得所求；有时祂低语“等候”，并以祂自己的时间与方式允许我们得着内心的渴望。像信赖父母的孩子一样，我愿把祷告的答案交在全能的上帝手中，相信祂知道对我生命最好的安排。
